学而忧

      这是一部由无数意外冲击而成的影片，从童年向阳不小心用弹弓击中父亲的头开始，导演张杨通过一些或搞笑或悲伤或真情流露的生活插曲，合奏成几个中心“失误”：父亲没有想到自己的爱会变成儿子的伤痛；老刘没有想到写点真话会导致朋友被下放改造长达6年时间；向阳没有想到初恋女友于红会提出分手；母亲没有想到分到新房子后得孤单地活着……种种变幻中，张杨放松地在悲喜剧里穿行，将观众的心接到那颤动之弦上。
       之所以心念和现实反向而行，抽象点说，似乎是因为“向日葵”一词在时代变迁期的象征模糊：它该继续以往的集体仰望，还是拥有自己的身段？作为被英雄幻象和红色狂热注满然后突然抽空的一代，我们的父辈可以说是缺失了童年和青年时代，甚至整个人生（片中父亲几根手指被踩坏而无法再画画），连梦想的葬礼都似乎发生在天上，因为其剧烈性而显得不真实，因而仍然会在后代身上嫁接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方式——由此，父亲孩子都和自己的身份、时代错位了！小向阳用手猛刮墙壁、让鞭炮在手中爆炸等自毁行为，可以视为其在人生棋局上定位自身的意识萌芽，虽然他反而颇具玩味色彩地当上了少先队员。
       在这个时代与面孔的交叠离合中，《向日葵》获得了多个观看方向：大到独裁压迫，小到家庭关系；抽象如“弑父情结”、具体化如教育问题、青少年叛逆等。导演张一白看完影片后就说过，如果《孔雀》和《青红》都是“个案”的话，那《向日葵》就是“共案”。
       让人佩服的是，张杨并没有就此自我拔高去责难历史，他选择了从平凡的生活亲情里去“重建”，而不是艺术片导演惯用的“追问”，从而化解了制造冲突的硬伤，并通过电影末段时的“父亲群像”镜头告诉我们：父亲也是孩子，他的一生都在成长。关于这两者的区别，影片中的实例是：不肯原谅的父亲对老刘一直采取沉默的“追问”，以致于对方孤苦至死；向阳对父亲的态度从“追问”转化为“重建”后，家庭关系迅速变得温情起来。
       作为内心变迁的参照物，建筑在影片中的表意能力非常强。当父亲坐在一堆废墟上，试图描摹出往日老北京民居样子时，瑟瑟冷风中，早已被毁坏的手指如衣襟般颤抖——在整个时代的失忆中，他如何保留自己的记忆？或者说，在生老病死的命运中，他是否明白了总有新的文化产生，自己并不能代替孩子生活？而与此同时，向阳画展上的那些图画，也指向了两代人的面目模糊，尽管那些跳山羊、摔烟纸、滚铁环、卖贺年卡、初赏禁果等经历的场景细节依然清晰。
       最后，就像台词所说的，父亲的出走是为了寻找他自己的生活，在向阳妻子小韩生出儿子后，他们居住的仓库门前多了一盘灿烂开放的向日葵——在父辈已经承认梦想废墟的前提下，在三代人的共同新生中，新的“家”重建起来了！

败死藤蔓依旧缠在窗沿，
滋滋作响的洒水车……

远处，河边的秋意降临
如望远镜！

     “这个作品的创意来自动物身上的单纯和生命力，他们没有人类的缺陷和复杂。”在10月16日上演的现代舞作品《另类》中，编导龙云娜的这句话表现为寻找琴键弹奏的身体，或者说舞者只是颗琴键，寻找空间身体来合鸣、起舞。其对自然性的诉求，以及对同一性和复制的反对，剔除了这个时代的阴影赘肉，而显现为生机勃勃的身体之灵。 
     这样，我们在当天晚上看到的各种肢体动作、眼神流光，可以归纳为“心物同形、灵光浮雕”！就像本雅明所写的：“时空的奇异纠缠：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，虽远，仍如近在眼前……呼吸那远山、那树枝的灵光。”因为在偏向技术和欲望的今天，身体功能已经退化为生理需要，更像是机械器具而非具足自身世界的生命，对美、音乐、情感表达的感光系统也被遮掩了。
     《另类》共分三部分。第一幕中，舞者穿着银色绉布做的服装，模拟天鹅、孔雀、青蛙、猴子等各种动物形态，蹑手蹑脚地出没于神秘的黑暗中，时而群行，时而分散，时而凝铸；第二幕则在钢琴伴奏中，由两位穿着白色长裙的舞者柔情对舞，场面非常美，似乎有化蝶而去的迷醉和幸福感，结尾处其他舞者从拥抱着的两人中间穿过去，其象征意味让人着迷；慢步调的第三幕表现主角艰难地向着自己的终点走去，在苍白的灯光下，他无声的呐喊和沉重的脚步传递出他对生命的渴望……
     “这三幕舞蹈是一个生命悲喜交集的回忆。在走过烦嚣的青年，和式微的秋天后，他渴望回到生命单纯的开端。”对于作品理念，编导龙云娜如此解释。也就是说，将人幻化为物或灵，然后进行拟人动作——这一对生命意志曲线式、变形的召唤，混合了直接和隐喻，在反思人类自我遮蔽的尴尬中，试图以身为镜，挽留呈现日渐消逝的灵光。 
        

 1）我原来以为，喜欢挣钱的人都热爱生活。现在看来，有钱是逃避生活的最佳方式。为了永久地逃避，在这五年内，我准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金钱欲望中去。
    2）由于前女友成长过程中断片式的爱情和性关系，曾经让我价值崩溃痛不欲生，并因此得依靠幻想出轨的报复式想象来自我安慰（妈的丢脸）。经过几个月的单身生活后，我反而理解了她的行为——断片式的异性，也许只是用来逃避一个完整的异性，因为她（他）近乎百分百会带来幻灭和窒息。就像某哲学家所说的：断片是我信赖的唯一形式！
    3）通过对前面两点的比较，我的结论是，女人一点都不重要；但钱真的很重要——为了永久地觉得女人不重要，我告诉自己……

《饥饿》

对那场呕吐的记忆
仅仅是耻辱，答案
取消了！彼时的灼痛

涌进你张大的嘴巴——
进食，并非因为新的一天。
那在饥饿中消失的胃，
早已无法由饱嗝唤醒。

所以你在中午吃的，只能
是晚餐。你所享用的一切，
也无非是那些昨日的扩散物。

飞机隆隆刺过中信大厦
玻璃幕墙映现浮云
朵朵，但没有寂静，
即使你已听见了虚空，
还是只能坐在这里写诗，
望风，逃避着告别辞。

       珠峰矮了3.7米！看到这条重磅新闻时，我一点都不兴奋，因为它融化的雪水并未使我增高哪怕一厘米。在这点上，它对我的安抚作用甚至不如宋祖德的“万里健鞋垫”。尽管两者同样对增高无效，但后者的发财使我相信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比我更愚蠢，居然会掏钱买宋祖德的产品———看看他的身高就知道真相了，1米65左右。当然，他很可能会反驳：“你有所不知，以前我只有1.2米。”对，宋祖德一大步，人类一小步。
       说实在的，我认为中科院的人跑去测量珠峰，其愚公摸山的行为相当于每隔几年用尺子量艳星乔丹的胸围，虽然两者在本质和新闻导向上差异很大，但最后得出的结论却几乎相似：重力使一切向下。更奇怪的是，浪费了巨大人力物力不说，考虑到珠穆郎玛峰与民族自豪感的联系，有人还鄙夷3.7米的数字，宣称珠峰年增10毫米———可以想象，是一只蜗牛在带领它发育。好吧！为了弥补这一落差，我的提议是，空降姚明和宋祖德，让两人在珠穆朗玛峰上竖叠罗汉，高度就完全一致了。

       跟女人分手后，首先考验我的，不是满大街的姑娘，而是树这个破小子，伊最近老批评我弄脏他房间、搞坏他生活情趣、影响他在女性中的男性形象。事实上，当我还在温柔乡的时候，他的房间也鲜有女生光临——关于这点，伊可能会大声反驳：“妈的，有个女的每个月都来一次的。”——对，是收租老太婆。我的另一位同事，洞房小姐曾经抱着花烛般美妙的想象，来到那里视察其私密生活，其结果是回家连洗了三次澡——这么说当然是造谣，因为她洗澡我一次都没看过，但反正现在她有时到楼下等我们吃晚饭，宁可呆在黑暗中承受砍手党之类的威胁，也不愿意上去直面杂衣丛生的人间。
       凡此种种，让挨批的我相当郁闷，以致于连日来以酒裹腹，直至蹲在电脑前看国家地理图片也会脚抽筋——当时我暗自庆幸，还好看的不是黄色图片，不然抽筋的部位很可能就是……不过，相对于我上篇文章提到的那些政界人士，我还是个棒小伙，他们基本不抽筋，要抽就抽自己的嘴巴，一是因为在我的八卦精神下老不小心说出些正经话，二是因为不抽抽整副身体都没感觉。这样，昨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继续接受树的考验时，脑海里回荡着的就尽是那些响亮的耳光，睡着后梦见破小子在自作多情地为我驱赶蚊子。
       这几天，伊突然大发神经，不顾我嘲笑他在玩“过家家”游戏，添购了不少小家具，并调整了房间布局，妄图使其具有能让姑娘们一见倾心的春药功能——事实上，我也希望他的妄想能够成功，那样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跑到大街上贴张租房公告，然后只接见女求租者，只要她们一进房间，嘿嘿脸上就会浮出朝霞晚霞……
      昨天中午，这厮又油印了几张国家地理的图片，到处比画着贴在哪里好。我是个厚道的人，不忍心建议他贴在自己的脸上，尽管那确实是除了我的脸之外，房间里第二大急需美化的地点。在伊上下左右，横竖斜摆的时候，我以一种熟悉本质的口吻问他：“地板这么脏，也该打扫打扫吧！”伊斜了我一眼：“那个不管。”
      事情的结局是童话式的：最后，他们终于过上了贫穷而安宁的生活——昨天晚上，破小子掏出我们最后的1百10元钱，买了一副窗帘，当他喜洋洋地把它挂上去时，我的面前突然一片黑暗。现在，我只能坐在办公室里，以打字抵抗着盛午的饥饿，以对他曾在我醉酒呕吐时清扫地面的感恩回忆，压制心头的怒火。
       明天，是这混小子的生日——友谊给了我挥霍的勇气，但空空的口袋又让我矮了半截、凉了半截，以致于办公室里出现了恐怖的一幕：“怎么人突然没了，电脑里还不断有字浮出来。”女同事喂饱猪恐怖地叫了一声——我无聊的想象之所以指向她，实在是因为其名字具有安抚功能。

    在章杰这垃圾沉迷于娱乐八卦阵的时候，我矮墩墩的鼻子突然变长，以嗅觉灵敏的面目弯进政治领域，为自己“先人一步抵达罪恶深渊”的英雄形象镀了一层金，并顺便给了我不还他钱的理由和勇气。
    以下为我这两天花上千块钱，请几位政界人士吃饭喝酒得来的八卦：
    1。大连实德老总徐明是温家宝的女婿，难怪这厮敢和中国足协搞对抗。
    2。厦门远华一案几位主犯脱逃，系因当时国安局某部受一位中央高层指使，监听了中纪委开会所在的宾馆房间电话。连接几个国安局的术语：乌鸦、燕子，罗密欧、朱丽叶，具体所指暂不透露。
    3。金门岛正逐渐“去台向中”，目前正筹划兴建“厦金跨海大桥”，并拟向大陆推销其特产高粱酒——这些动向的两大前提是：今年台湾大选时中共曾通过香港企业大量捐钱资助国民党；不久后厦门将出台人民币台币兑换政策和配套措施。

       除此三讲，有更多精彩故事。我准备学余华《兄弟》里的那个主人公，拿来换饭吃或挣回先前的活动经费。

        如果我是卡夫卡，我会说 ——

         在女人的成长史上写着：一切例假都在摧毁我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在我的手杖柄上则写着：一切假日都在摧毁我。
          不同的只有一个“日”字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 今天，通过种种自我放弃式的努力，青年时代回到了我（们）身上，接下来，是更模糊的童年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

XX 同学： 

从9月26日下午4点多我和律师记者在太—石—村遭到袭击，到下午约6点在番/禺沙湾大桥遭暴徒围攻，事发后已经超过36小时了，我没有听到当地公安的任何说辞，也没有任何本地或外地媒体采访此事。虽然回来后我主动给记者朋友打过电话，没有任何媒体愿意予以报导。这种集体默许、权力机关认可的对暴力保持沉默，让我感到我作为广州公民生活了11年的土地顿时变成异乡。有人说，你不能自称是某地人，直到你的一个亲人死在此地。难道我作为一个以广州为家乡的人必须自己死于暴力，才能证明我把广州当作家乡吗？我的广州、我的家乡、我的同事、我的学生，我的各界媒体朋友，我不请求你们认可我的思想观点，我请求你们对我合法生存的权利施以援手。我不愿意眼睁睁地被暴打致死，我更不愿意必须继续到太—石—村办案的律师朋友被暴打致死。眼看她们/他们已经遭到暴力攻击而本地媒体拒绝关注，我每日每夜、每分钟都不得安宁。 

本地媒体装聋作哑，或者强迫性地装聋作哑，与当年犹太人受迫害时全世界装聋作哑有什么区别？难道我们被袭击、被施暴围攻的事件依然不足以震撼媒体工作者的良心吗？连这样一件是非清楚的事件都不再受到关注，我认识的每一位新闻工作者、听过我的课、和我在各种课堂、讲座、培训项目中交流过、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记者朋友，你们怎么能在我们遭受了如此暴力攻击的情况下全体不说话？我的朋友、我的校友、我的系友、我教过的学生，在我如此迫切地期待你们帮助的时候，正如我们在遭遇袭击前向警察声声求救一样，你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对我们施救？你们怎么能忍受对中央领导人不说实话？ 

当暴徒打碎玻璃窗，当整块已经破碎、尚未裂开的窗玻璃掉到郭艳律师手臂上，她的手臂冒出血珠时，当暴徒的钢锁挥舞而出租车无法启动时，我生平第一次经历了身陷地狱的恐惧。当你们全都保持沉默，在我们遇到的骚扰、攻击和生命威胁前保持沉默时，这种恐惧就在延续和蔓延。当我这样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、教授、妇女研究学者都难以得到生命保障时，我如何面对我的学生、维护他们/她们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信念？ 

我在全世界的若干个犹太人集聚地参观过犹太人的历史博物馆，犹太人的纪念馆里烛光日日夜夜、永昼永夜长明不灭。在华盛顿的浩劫纪念馆，有一面瓷砖墙，上面是美国各州的孩子画的明信片，孩子们在集中营的窗口绘制了小小的花盆、天空的云、天使的翅膀、想象那些受难者能够赢得自由和平。在蒙特利尔，犹太人的缅怀室四面墙上刻着在世界各地受难者的名字，我有幸亲耳听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说，请不要沉默，惟有不沉默，才能避免悲剧再次发生。在荷兰阿姆斯特丹，安妮·弗兰克的房子前每天都有长长的队列，我看见来自几大州的青年、老人和孩子，在这里体验安妮·弗兰克，一个十四岁的犹太女孩的梦想和毁灭。 

那些生命因此长存，但是今天，今天我依然在暴力的威胁下，我痛心的是，这种暴力不受遏制；我身边的沉默，你们媒体的沉默，你们集体的沉默，置我于暴力的持续威胁之下。今天，我亲爱的律师朋友，尽管心有余悸，依然将要前往番禺执业的律师朋友，你们要再次经过沙湾大桥，谁来保护你们的安全？ 

我呼唤媒体工作者的良知，我曾经希望你们直接到太—石—村，听听村民的声音；但现在那里采用有组织、有预谋、有攻击目标的恐怖主义手段袭击我和律师、记者，因此，我现在不祈求这一点。我只祈求，你们想你们能够想到的各种办法，例如，假如你们在番/禺公安局、沙湾/派出所、沙湾大桥/收费站、鱼窝/头派出所、沙湾/公安基地有亲人朋友的话，祈求他们/她们的良知和道德感情，祈求他们/她们在律师今天办案路上遇到危险求救时，给予救援！我们不能承受第二次恐怖袭击，不能承受了！ 


艾/晓/明 敬上 

小学语文：关于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罢村官的事情，我是从一次饭局上知道的。席间《南方都市报》负责报道此事的编辑意气风发，多次强调整个调查的困难（众所周知，风险已经成为正义的基金），并因为随后直接攻击知识分子的呼喊无用，被一众哲学系师生斥为“对着风车说话”，局势一时剑拔孥张，我等旁听者甚为尴尬。

      在我看来，艾晓明的这封信可视为对媒体功能和知识分子作用的双重反驳。第一点自不必说，沉默总比暴毙好；第二点和“特权”有关，尽管我很尊重他们的勇气和良知，也佩服他们去实地调查，但让人惊讶地，这些代表“知”的学者会把“为民请命”演化为控诉和要求，希望社会大环境尽力保护他们。

      “本地媒体装聋作哑，或者强迫性地装聋作哑，与当年犹太人受迫害时全世界装聋作哑有什么区别？”、“当我这样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、教授、妇女研究学者都难以得到生命保障时，我如何面对我的学生、维护他们/她们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信念？ ”这样的句子如果不是一时激愤，就属于自我扩大化宣传了，让我想到了经常委托“人民”来表达自己观点的王怡等人。

       分析至此，艾晓明起码犯了三个错误：1。其出于盲目热情而对事情严重性估计不足；2。她呼吁媒体保护自己，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的危险上，也就是说，媒体选择沉默和她选择谴责本质是一样的；3。尤其是，她的视角，不一定就是正确的，如果形成社会话题也许会起到反作用——毕竟民主制度连西方世界的焦虑都还没解决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可怕的就是这样，人很容易把自己当成正义的化身。尽管谁都知道光有拯救的欲望是不够的，但凭什么来判断自己具有引领的智慧？所以，我相信古人的那句话：圣人不死，大盗不绝！做一件事，无论其大小和难度，都只是个人认为它对而已，不具有社会标准，还是少扯旗帜为好。